
1949年,特务头子毛森,抓捕了一个交际花小姐,审讯时,毛森用刀划开她的衣服,轻蔑道:“你招不招?”见美人颤抖着,他又把烟头烫在她的锁骨上!
1938年,日寇打进了厦门。
刘惜芬这姑娘骨头硬,为了养活家里,也为了活下去,她凭着早年读过书、有点底子,考进了博爱医院当护士。
这个博爱医院,听着名字挺好听,其实是日本人开的。
医院里分得清清楚楚,日本护士和中国护士,日本病人和中国病人,那待遇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
刘惜芬直接申请:我只护理中国病人。日本人倒也乐得清闲,就把最脏最累的活儿甩给了她。
这反而成了刘惜芬的机遇。四年后,医院里送来了一批特殊的“病人”。这些人其实是袭击伪军会场的抗日志士,说是送来治病,其实日本人就是把他们扔在满是细菌的房间里等死,根本不给药。
那时候刘惜芬已经是护士长了。看着同胞在床上痛苦呻吟,伤口流脓,这姑娘心里的火就压不住了。
可是病房上了锁,咋办?刘惜芬居然从天窗爬了进去!她偷了医务室的消炎药、纱布,给这些抗日英雄清洗伤口。
这事儿做得隐秘,但也看出了刘惜芬这人的底色:她不怕死,就怕没骨气。
因为这股子泼辣劲儿和爱国心,被地下党组织给看中了。她忽然明白,当个护士救死扶伤固然好,但救不了这个烂透了的国家。
加入了共产党之后,刘惜芬就“变”了。
她开始频繁出入那些高档场所,穿最时髦的旗袍,烫最流行的发型,游走在国民党的高官、军官之间。在别人眼里,这是个堕落的“交际花”,是个贪慕虚荣的女人。可谁知道,她在推杯换盏之间,耳朵竖得比雷达还灵。
她搞情报有一手。为了安全,她学会了用米汤在纸条上写字。这玩意儿干了之后啥也看不见,只有用碘酒泡过才会显影。
有一次也是险。她刚写完情报,国民党特务就搞突击检查。那帮人踹门进来的时候,刘惜芬手里的纸条还没藏好。千钧一发之际,她特别镇定,顺手就把纸条塞嘴里,硬生生给吞了下去。
她干得最漂亮的一票,是和国民党海外社社长杨越的接头。
那时候杨越已经弃暗投明,手里掌握着一份毛森急着要抓捕的地下党名单。这东西要是落到毛森手里,那厦门地下党得遭遇灭顶之灾。
在警备司令部的舞会上,灯红酒绿,音乐靡靡。刘惜芬打扮得花枝招展,滑入舞池和杨越跳舞。两人挨得很近,外人看着是亲密调情,实际上杨越是在她耳边快速念名字。
刘惜芬硬是凭着死记硬背,把这些名字刻在了脑子里。
舞会一结束,她立刻跑到古营路伍文棋医生的诊所,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,把名单默写出来,迅速传递了出去。
也正是因为情报泄露得太频繁、太精准,这只老狐狸毛森开始怀疑内部有问题。
1949年9月,因为叛徒的出卖,刘惜芬暴露了。
毛森亲自带队抓的人。他本来以为,抓个女人,吓唬吓唬,再许点金银财宝,什么都得招。
审讯开始时,毛森确实是先“礼”后兵。他摆出一副惋惜的样子,对刘惜芬说:“你说你一个大小姐,家里以前那么有钱,人又长得漂亮,何苦给‘共匪’卖命?只要你肯说,我保你以后锦衣玉食,去台湾过好日子。”
刘惜芬看着他就像看一个小丑,一句话不说。
毛森的耐心很快耗尽了,这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。
烟头烫锁骨、老虎凳、辣椒水、皮鞭抽……能用的刑具,毛森都在这个年轻姑娘身上试了一遍。刘惜芬被打得遍体鳞伤,血肉模糊,好几次昏死过去,又被冷水泼醒。
毛森怎么都想不通。他抓过那么多硬汉,有的还没上刑就尿了,怎么这个看起来娇滴滴的女人,骨头比铁还硬?
在一次酷刑间隙,毛森气急败坏地吼道:“你到底图什么?啊?你的身子都烂了!”
奄奄一息的刘惜芬,费力地抬起头。她的声音虽然微弱,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地上:“你们是逼迫百姓走上绝路的走狗,你们没资格审问我!”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?咱们现在很难想象。那时候她才24岁啊,正是最爱美的年纪。可为了信仰,她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战场。
回到牢房里,狱友们看着浑身是血的刘惜芬,都忍不住哭了。可大家知道吗?反而是刘惜芬在安慰大家。她在监狱潮湿的墙壁上,用石头刻下了四个字:天快亮了!
这四个字,有两层意思。一是黎明要来了,二是厦门要解放了。
那时候,监狱外面已经能听到隆隆的炮声。解放军的攻势越来越猛,毛森这帮人已经是秋后的蚂蚱,蹦跶不了几天了。
刘惜芬在狱中,每天听着那越来越近的炮声,那是她最渴望听到的声音。她知道,自己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,但她相信,胜利一定属于人民。
1949年10月16日,就在厦门解放的前一天,也是毛森逃跑的前夕。这个丧心病狂的特务头子,下达了最后的屠杀令。
在鸿山脚下,刘惜芬和其他几位革命志士被残忍绞杀。
那天,距离她期盼的“天亮”,仅仅只有一步之遥。她牺牲的时候,年仅25岁。
后来,解放军冲进了厦门城,战士们在清理监狱遗物的时候,发现了刘惜芬留下的东西。没有金银首饰,只有那顶虽然破旧,但依然叠得整整齐齐的护士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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