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特务头子毛森，抓捕了一个交际花小姐，审讯时，毛森用刀划开她的衣服，轻蔑道：“你招不招？”见美人颤抖着，他又把烟头烫在她的锁骨上！
1938年，日寇打进了厦门。
刘惜芬这姑娘骨头硬，为了养活家里，也为了活下去，她凭着早年读过书、有点底子，考进了博爱医院当护士。
这个博爱医院，听着名字挺好听，其实是日本人开的。
医院里分得清清楚楚，日本护士和中国护士，日本病人和中国病人，那待遇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
刘惜芬直接申请：我只护理中国病人。日本人倒也乐得清闲，就把最脏最累的活儿甩给了她。
这反而成了刘惜芬的机遇。四年后，医院里送来了一批特殊的“病人”。这些人其实是袭击伪军会场的抗日志士，说是送来治病，其实日本人就是把他们扔在满是细菌的房间里等死，根本不给药。
那时候刘惜芬已经是护士长了。看着同胞在床上痛苦呻吟，伤口流脓，这姑娘心里的火就压不住了。
可是病房上了锁，咋办？刘惜芬居然从天窗爬了进去！她偷了医务室的消炎药、纱布，给这些抗日英雄清洗伤口。
这事儿做得隐秘，但也看出了刘惜芬这人的底色：她不怕死，就怕没骨气。
因为这股子泼辣劲儿和爱国心，被地下党组织给看中了。她忽然明白，当个护士救死扶伤固然好，但救不了这个烂透了的国家。
加入了共产党之后，刘惜芬就“变”了。
她开始频繁出入那些高档场所，穿最时髦的旗袍，烫最流行的发型，游走在国民党的高官、军官之间。在别人眼里，这是个堕落的“交际花”，是个贪慕虚荣的女人。可谁知道，她在推杯换盏之间，耳朵竖得比雷达还灵。
她搞情报有一手。为了安全，她学会了用米汤在纸条上写字。这玩意儿干了之后啥也看不见，只有用碘酒泡过才会显影。
有一次也是险。她刚写完情报，国民党特务就搞突击检查。那帮人踹门进来的时候，刘惜芬手里的纸条还没藏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她特别镇定，顺手就把纸条塞嘴里，硬生生给吞了下去。
她干得最漂亮的一票，是和国民党海外社社长杨越的接头。
那时候杨越已经弃暗投明，手里掌握着一份毛森急着要抓捕的地下党名单。这东西要是落到毛森手里，那厦门地下党得遭遇灭顶之灾。
在警备司令部的舞会上，灯红酒绿，音乐靡靡。刘惜芬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滑入舞池和杨越跳舞。两人挨得很近，外人看着是亲密调情，实际上杨越是在她耳边快速念名字。
刘惜芬硬是凭着死记硬背，把这些名字刻在了脑子里。
舞会一结束，她立刻跑到古营路伍文棋医生的诊所，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，把名单默写出来，迅速传递了出去。
也正是因为情报泄露得太频繁、太精准，这只老狐狸毛森开始怀疑内部有问题。
1949年9月，因为叛徒的出卖，刘惜芬暴露了。
毛森亲自带队抓的人。他本来以为，抓个女人，吓唬吓唬，再许点金银财宝，什么都得招。
审讯开始时，毛森确实是先“礼”后兵。他摆出一副惋惜的样子，对刘惜芬说：“你说你一个大小姐，家里以前那么有钱，人又长得漂亮，何苦给‘共匪’卖命？只要你肯说，我保你以后锦衣玉食，去台湾过好日子。”
刘惜芬看着他就像看一个小丑，一句话不说。
毛森的耐心很快耗尽了，这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。
烟头烫锁骨、老虎凳、辣椒水、皮鞭抽……能用的刑具，毛森都在这个年轻姑娘身上试了一遍。刘惜芬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血肉模糊，好几次昏死过去，又被冷水泼醒。
毛森怎么都想不通。他抓过那么多硬汉，有的还没上刑就尿了，怎么这个看起来娇滴滴的女人，骨头比铁还硬？
在一次酷刑间隙，毛森气急败坏地吼道：“你到底图什么？啊？你的身子都烂了！”
奄奄一息的刘惜芬，费力地抬起头。她的声音虽然微弱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地上：“你们是逼迫百姓走上绝路的走狗，你们没资格审问我！”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？咱们现在很难想象。那时候她才24岁啊，正是最爱美的年纪。可为了信仰，她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战场。
回到牢房里，狱友们看着浑身是血的刘惜芬，都忍不住哭了。可大家知道吗？反而是刘惜芬在安慰大家。她在监狱潮湿的墙壁上，用石头刻下了四个字：天快亮了！
这四个字，有两层意思。一是黎明要来了，二是厦门要解放了。
那时候，监狱外面已经能听到隆隆的炮声。解放军的攻势越来越猛，毛森这帮人已经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
刘惜芬在狱中，每天听着那越来越近的炮声，那是她最渴望听到的声音。她知道，自己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，但她相信，胜利一定属于人民。
1949年10月16日，就在厦门解放的前一天，也是毛森逃跑的前夕。这个丧心病狂的特务头子，下达了最后的屠杀令。
在鸿山脚下，刘惜芬和其他几位革命志士被残忍绞杀。
那天，距离她期盼的“天亮”，仅仅只有一步之遥。她牺牲的时候，年仅25岁。
后来，解放军冲进了厦门城，战士们在清理监狱遗物的时候，发现了刘惜芬留下的东西。没有金银首饰，只有那顶虽然破旧，但依然叠得整整齐齐的护士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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